“心境”与“守望”
从艺术哲学角度来讲，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精神，是构成中国艺术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核心。只有达到这一本体高度，方能显示出中国绘画独特的精神指向与审美境界。由此，当代油画创作不能局限于绘画媒材与工具的界定，其精神内涵与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才是不二法门。
本体是相对于主体和客体的一种存在。绘画本体包含看得见的技法体系与和看不见的技法背后的学理体系两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体系中，生命本质构成与文化本质构成具有同构性，其深层指向都是在“活生生的人”。我的创作以绘画本体为研究核心，来探寻其与主客体统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源于欧洲的古典主义写实体系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进行艺术创作，主张艺术根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艺术本质就是再现。一再强调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蓝本，追求艺术的真实性，用生活本来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这就为艺术发展提供了一套模式，促进了写实主义艺术的繁荣，尤其是古典艺术的繁荣。徐悲鸿建立起以素描为造型基础的教学体系，将此理念在中国推而广之。徐先生身体力行，不仅引入了古典主义的油画系统，还将西画造型法融入中国绘画体系，与蒋兆和先生一道，树立起中国传统水墨和西方造型方法相结合的绘画新风。
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家们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中断十余载的西方文化艺术的学习与探讨中去。西方艺术几百年走过的路，中国艺术家在短短几年就“玩”一个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下，可以说，从事哪一种绘画方式，实践哪一种艺术理论的人都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热潮是最为瞩目的一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古典主义绘画方式的守望者，显得就有一点点古板保守。观念变化促使社会大众趣味由审美转为“刺激”，强调古典美感的形式成了被结构的对象。随着数码影像技术的发展，社会也不需要大量的意识形态宣传作品，遵循自然原则的再现型艺术似乎失去了茁壮成长的土壤。我认为自己是在绘画艺术的探索过程中始终是保持着一种对于古典艺术守望的心态，基于此，对于绘画本体的研究，让我始终乐此不疲。
弗兰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到艺术的本质取决于它与哲学的关系，但又认为艺术高于哲学，因为艺术比哲学更适宜于把握“绝对”。这个“绝对”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本原”，在艺术中就是“原型”。因为只有艺术才能提供普遍接受型，我们可以说，如果艺术中去掉这种客观性，艺术就不再是艺术，而变成了科学。
首先，艺术建立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统一之上，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是不受拘束的，甚至不顾客观，但是艺术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宇宙的总体规律，总要借助于某些普遍，必然的东西，好比画家离不开光和色，音乐家离不开声音频率等。所以，艺术作品的自由是必然中的自由，必然是渗透着自由的必然。
其次，艺术的另一个性质表现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第一种是模式化，，是通过普遍表现特殊，用普遍性的形象或者形式来表现特殊的人和事。第二种是比喻，与模式化相反，它是通过特殊性反映一般性。这两种都不是完善的艺术表现形式。第三种是象征，也就是前两种的综合。此时普遍与特殊共处一体，各自的独立性完全消失，普遍和特殊进入无差别状态。简言之，就是物象与被代表的观念完全融合为一，达到了绝对的无差别。
谢林的理论比较清晰的阐明了艺术表现形式的最高境界，代表了德国美学的有一个辉煌的时代，构架了一套以他的同一哲学为基础的完整美学体系，可以说，依据他的理论，古代或者当代的所有艺术作品都可以据此找到根据。
我个人也比较认同谢林的观点，在我自己的油画创作过程中，始终寻找肖像模特和我要表达的“心境”之间的一种平衡。“心”，即“心态”是我作为作者自己的创作宗旨，即遵循古典绘画本体语言，而“境”，即“境界”，一方面是我要达到的我所推崇的古典绘画的典雅的艺术高度，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一些列写实绘画的方式，传达我要表达的象征意义。传统架上绘画的写生模式决定了我对表现对象具有“冷眼旁观”的位置和角度，我也希望能借助对象表达我的思想和境界，“心”与“境”的结合，是我追寻的方向；对于古典绘画语言的情节是我“守望”的态度，对于一个遵循古典创作原则的传统画家来说，内心的坚持最为重要，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净土。但坚持和守望不是墨守成规和泥古不化，即使是走着古典主义创作之路，人也不会变成自然的奴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指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真的眼睛，我们的视觉经验会引导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摹仿是有图本的，不是凭空制造，对图式的学习和与外界事物的再匹配，成为写实画家想要改变自己形式语言，即“求变”的必经之路。一言以蔽，守望，强调的并不只是守，更重要的是登高远望。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2015.9.6于东湖湾